作者：AmitavAcharya（安明博），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杰出教授。
来源：AmitavAcharya,“StudyingtheBandungconferencefromaGlobalIRperspective,”Australian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Vol.70,No.4,pp.342-357.
导读
在当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全球权力转移引发了对历史事件重新解读的需求。作为南南合作的开端，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对于国际秩序构建和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的影响却被长期低估。在会议召开60周年之际，阿米塔·阿查亚教授从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IR）的视角对其重新分析，为国际关系学科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发展发掘新的思想资源。作者以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框架分析了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及其对传统解释的冲击，并证明了新独立国家在制定战后国际秩序中的“施动性”。本文关注的会议历史遗产包括：对西方干涉意图的挫伤；集体防御条约的非法化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兴起等。作者也探讨了会议的负面遗产。
引言
一直以来，万隆会议对于国际秩序建构和国际关系学术发展的意义都被扭曲或被低估了。然而，对于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而言，万隆会议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对提升国际关系学科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发展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IR）意义重大。
全球国际关系学并非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国际关系学科多样性进行考察与分析的一个框架，尤其重视吸纳在传统国际关系学科中被边缘化的非西方经验和研究。它涵盖了主流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和批判性理论，但对学者理论和方法论的使用偏好保持开放态度。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后殖民主义研究有较多共同点，但不同的是，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不排斥主流理论，而是倡导以非西方经验和研究来充实和扩大主流理论的研究界限。
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要素中，可用于分析万隆会议的主要有五个：（1）全球国际关系学使得世界政治研究涵盖了欧洲国际体系之外的思想、身份、机制、事件和过程，并对这一既有体系形成挑战。（2）全球国际关系学寻求揭示世界各地由本土驱动的互动模式，关注地方、区域和区域间的互动，并由此关注非西方行为体的施动性（Agency）。（3）对于全球国际关系学而言，真正的普世主义承认人类互动的多样性，并非对暂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进行强制性合法化。（4）全球国际关系学还鼓励研究正在进行的全球权力转移，尤其是西方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5）全球国际关系学注重该学科与区域研究传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并研究文明相互影响的多种复杂方式，尤其是相互学习的过程。
会议挫败了西方的阴谋
万隆会议的第一个遗产是西方国家干扰阴谋的破灭。从近年来被解密的外交文件可以发现，英美等西方列强在当年对万隆会议产生了极大的顾虑，并通过多种外交手段进行操纵和干涉。这些干涉行径加剧了会议各方的纷争，并一度可能使整个会议脱离主题。尽管如此，会议仍就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并发表了公报。
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操控行为是出于对万隆会议国家参会意图（尤其是印度和印尼领导的中立阵营）的过度恐惧。后者并未刻意追求反西方议程，但在某些情形下，新独立国家的集体利益在主要西方国家看起来有反对西方大国的意味，如推进去殖民化和在国际事务中集体发声。此外，英美等国让中国“出丑”的企图彻底破灭，其阻止后殖民国家集体发声和进行独立运动的图谋亦是如此。尽管与会者之间存在差异和分歧，但对于后殖民国家集体抵制西方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主导性而言，万隆会议是第一个主要实例。
会议影响了冷战的动向
万隆会议的第二个遗产是通过为不结盟运动奠基，塑造了新独立国家对冷战的态度。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和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在万隆会议中起了关键作用，强烈反对了美国推动的一系列条约和机制（如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为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确立了基本原则。两位领导人在不结盟运动中也发挥了关键领导作用。
会议的另一个影响与中苏关系相关。这是新中国在苏联未参加的情况下出席的一场多边会议，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独立姿态。这次会议可能推动了中国相对于苏联的外交独立。中国可逐渐明晰和发展自己的身份定位，成为一个睦邻友好的亚洲国家。
会议重塑了亚洲国家间关系和区域主义
万隆会议的第三个遗产是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兴起。作者认为，这是亚洲两大强国——印度和中国——影响力减弱的结果。对中国和印度在万隆会议中孰胜孰败的讨论一直都存在，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周恩来代表中国在会议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其冷静、成熟、克制的举止令人印象深刻。但中印两国的竞争程度被过度夸大了，不少资料记录表明，双方相互尊重，凝聚共识。
然而，事后看来，万隆会议的真正赢家既非中国也非印度，而是未来的东盟。会议上产生的对印度和中国的怀疑为亚洲出现一种由小国组成的区域主义铺平了道路。万隆会议可能对塑造亚洲区域主义的发展轨迹有着决定性作用，从1967年成立以来，东盟始终是亚洲区域主义的中心。此外，万隆会议上领导人之间的互动性质可能预示了随后“东盟方式(ASEANWay)”的产生。
会议挑战和扩展了全球规范
第四，在挑战西方主导地位的同时，万隆会议还促进并加强了正在形成的战后新兴全球规范框架，以更好地反映新独立国家的立场和关切(positionsandconcerns)。不干涉的含义被扩展为不参与冷战背景下不平等的军事联盟，这对战后新独立国家解放思想意义重大。万隆会议在规范方面的贡献还包括其对普世人权的坚定支持，这颠覆了国际社会对万隆会议参与国反人权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偏见。
会议还加强了对联合国的支持。这与西方国家的担忧相反——它们担忧万隆会议会创建一个破坏联合国规范和普世主义原则的替代性亚非集团。简而言之，万隆会议支持联合国，捍卫并扩展了普世主义，而非提出任何替代方案。
会议凝聚了文明共识
最后，万隆会议是多元文明和谐交流最生动、最有力的展示之一，这也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
这次会议由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主办，并汇集了拥有不同信仰的国家领导人。最大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儒教国家的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即使存在着显著的文化差异，宗教并没有为与会各国的立场和互动带来问题。在万隆会议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作为世界政治中新独立和边缘化力量的政治身份认同，而非文化或文明集团的狭隘身份认同。万隆会议甚至丝毫没有“文明冲突”的迹象。
会议的负面遗产
万隆会议也存在一些负面历史遗产。（1）一个关键的负面遗产是亚洲亲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分化加剧。（2）会议助长了一些亚非国家的威权主义，如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3）助长了部分参与国的区域冒险主义(regionaladventurism)和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例如纳赛尔对西方的挑战和对邻国的军事干预。
万隆会议“盈亏清单”
有观点认为，万隆会议最突出的失败之一是没有发展出任何由亚非国家组成的常设组织——这是西方担心的，也是中国等与会国期待的。一些西方分析人士指出，会议上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和反西方情绪的表达是温和的，这可能被视作西方的胜利。但事实上，主要与会国无意将此次会议变为一场反西方的游说大会。万隆会议推进了去殖民化进程。除了奠定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外，它还直接激励了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和恩克鲁玛的泛非运动。
关于万隆会议成败输赢的问题可能难以解决，但这次会议代表着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阶段，强调了非西方国家在反殖民主义、普世主义、人权等领域建构战后秩序的真实施动性。与会议成败的视角相比，从对重塑亚洲和世界国际秩序的视角来看待万隆会议的遗产会更有益处。对国际秩序的分析一直被大国地缘政治主导，忽视了非西方和非大国行为体的视角和作用。
对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启示
万隆会议为推进全球国际关系学研究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参照。万隆会议中与会的新独立国家必须调整来自欧洲的既有国际关系规则，以适应后殖民时代的现实情况。在会议上，他们通过扩充不干涉的内涵、寻求掌控自然资源等方式实现这一目标，并在之后通过不结盟运动等方式继续倡导这些原则。
万隆会议也旨在承认具有本土特色的非西方互动模式，为建设具有这类模式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会议决定不采用任何详细或正式的议事规则，而是通过审议和协商一致作出决定。这一模式能加深与会国的共同体意识。
万隆会议扩大了普遍主权，并在去殖民化和人权等问题上达成了实质性的亚非共识，构成了非西方国家的强大施动性。在这里，施动性与欧洲“文明标准”模式下所使用的意义完全不同——后者本质上基于强权政治。万隆会议展现出的施动性是一种规范性的能动性，即对国际秩序规则进行解释、本地化、塑造和强化以促进自由、和平与秩序的能力。这些规则成为当代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万隆会议还揭示了当前全球权力转移的性质和影响。当今的许多新兴大国都与万隆有着深厚的联系。与会各国在会议上求同存异，认为有必要改革现有的全球秩序，使其更为公平。同样的改革需求也是当代新兴大国的政策支柱，因此也是万隆会议的遗产。
此外，万隆会议强调了区域、区域内和区域间互动的重要性，这也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另一个核心要素。万隆会议展示了地区的人为性和建构性，这是当代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题，比较地区主义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关键基础。
最后，对于地区研究传统如何与国际关系学科相得益彰并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奠定基础，万隆会议的相关研究也提供了一个范例。
词汇积累
全球国际关系学
GlobalIR
东盟方式
ASEANWay
不结盟运动
Non-AlignedMovement(NAM)
“文明的冲突”
ClashofCivilisations
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SoutheastAsiaTreatyOrganization)
中央条约组织
CENTO(CenterTreatyOrganization)
区域冒险主义
regionaladventurism
译者：胡富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麦考尔·麦克贝恩学者，研究兴趣为全球数字鸿沟、南南合作和全球发展。
校对
陈思涵张睿哲
审核
施榕
标签： 学历提升
